这几天，刘钊一直和我保持联系，我们约定周六一早就去田甜的出租屋找她。
这或许不太厚道，因为她是上夜班的人。而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她上夜班，所以一早肯定在家补眠，我们便可以堵门。
我们也不想白跑一趟，说到底，人终究还是为自己考虑得多一点。
在小区门口会合的时候，刘钊已经到了，他手里拎着一个蛋饼，一袋豆浆，他远远看到我，就对我激动地挥动手臂。
“司葭。”他叫住我，我走到他面前，他把早点递给我，“那么早约你出来，你肯定没吃早点吧？”
“谢谢。”我接受了刘钊的好意，象征性地咬了几口，我确实没吃早饭，但想到待会儿可能会发生的冲突，我便有点胃口不好。
“我吃饱了。我们去吧。”我把装早点的塑料袋用纸巾包好放进挎包里，再次对刘钊说，“谢谢你。”
刘钊摆摆手，他的表情倒看上去比我轻松，甚至有些神采飞扬的，他说：“你谢我啥呀，我该谢谢你。要不是你从魏老师那里要来地址，我都急死了。”
那小区只有门面看着还行，走进去以后，只有孤零零几栋老式公房，外墙灰扑扑的，看上去破落极了。
上海许多老式小区都是如此，由原来的石库门里弄改造的，还是小梁薄板房。
我感觉这小区的年份比我租住的那里更久，想到这个我不免感到心酸。
底楼走到底是楼梯，一路上我们经过两个青石板铺的公用水槽，水槽的另一边大概是联通着旁边的公共厨房，早起的人正穿着背心裤衩，对着水槽在刷牙。
走到的时候，那人正刷完牙，用毛巾覆在脸上，刘钊客气地问了句：“这楼上是不是住了个姓田的女孩子？”
那干巴瘦的老汉对我们点点头：“你们找她啊？你们是她的谁啊？”
老头说着浓重的上海口音的普通话。
刘钊说：“我们是她同事。她现在在家吗？”
老头说：“在的，在的。”
我们仿佛吃了颗定心丸。
到了楼上，我们又打了一次电话，田甜的电话依然关机。
刘钊屈起手指敲门，木板门上响起一阵沉闷的响声。等了一会儿，没人来开门，刘钊正要再敲门的时候，门从里面打开了。
一个清瘦的男生站在门口，他看看我们俩，问：“你们找谁？”
我和刘钊快速地打量了男生一眼，问：“田甜在吗？”
男生对着里面叫了一声：“姐，有人找。”
刘钊一边用掌心抵着门，一边挤进了屋子：“我们找你姐有事。”
我也快速地跟了进去，有些卑鄙地关上了门。男生看了我们两眼，什么也没说，就把自己关进了整套一居室，唯一的一间卧室里。
而我们对着的其实是客厅，面前拉着一道布帘子。
我们隔着布帘对里面的人说了一句：“田甜，是我们。我和刘钊。”
帘子里的人，快速地坐了起来，拉开帘子的一角，探出头来，对我们说：“呀，是你们啊？”
我于心不忍，对田甜保留了面子，说：“我们找你有点事儿。田甜，要不你先洗漱一下，我们就等在门口。”
田甜的声音听上去没有很慌张，她像是苦笑了一下说：“那好，麻烦你们了。我很快就好。”
我对刘钊使了个眼色，刘钊点点头，我们一起退出田甜的家，站在走廊里，刘钊对着水泥阳台上长满铁锈的破脸盆里栽着一颗硕大的宝石花发呆，他缓缓说了一句：“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家。”
我听懂刘钊的意思，我也没有见过这样狭小、逼仄、简陋的家，哪怕我还在苏州的时候，住在老街上的时候，除了路窄一点儿，那时候，我们的老宅甚至还有个院子。
“你同情田甜吗？”我明知故问地说，但随即我便自言自语道，“或许他爸妈把所有的甜都起进了她的名字里，而剩下的那些全都是苦。”
刘钊低下头扶了扶眼镜，他摇了摇头。
五分钟后，田甜背上包走出来。她手里握着那支手机，强颜欢笑地说：“你们是不是打不通我电话啊？我没事啦。我这个月流量都用完了，我怕浪费电话费，就把手机给关机了。”
刘钊也勉强地笑了笑说：“田甜我们找个地方说话。”
……
小区门口不远处有个永和豆浆，田甜和我坐一边，刘钊坐在田甜的对面。
我去买早点，想留给他们一点时间和空间好单独地对话，那一刻，我甚至起了个念头：我已经不指望要回那笔钱了。
我看着灯箱上的字，穿红色制服的服务员问我：“吃点什么？”
“三杯豆浆，一根油条吧，再两颗茶叶蛋。”
我知道刘钊吃过了，我也不饿，可是如果我们都坐着不吃，恐怕田甜也不会动筷子。
我坐回座位上的时候，田甜的脸色已经变得惨白，而刘钊脸上还留着一丝愠怒，我把餐碟上的食物取下来，对刘钊说：“先喝点豆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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