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盛世余晖下的隐患
唐朝，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璀璨光芒的朝代，在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一系列的繁荣昌盛阶段后，其国力达到了鼎盛。疆域辽阔，经济繁荣，文化灿烂，长安城更是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都市之一，吸引着各国的商人和使者前来交流与贸易。
开元盛世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如姚崇、宋璟等一批杰出的宰相，在他们的辅佐下，唐朝的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农业生产蓬勃发展，水利工程的兴修使得大量的农田得到灌溉，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百姓安居乐业。手工业方面，丝织业、陶瓷业等技艺精湛，产品精美绝伦，不仅满足了国内的需求，还大量出口到国外。商业更是繁荣至极，长安的东市和西市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商品，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然而，在这一片盛世的繁华背后，却也悄然滋生着诸多隐患。
首先是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随着唐朝经济的发展，贵族、官僚和富商们纷纷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大量兼并土地。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沦为佃农或流民。据史料记载，当时一些大地主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极为庞大，甚至横跨数县。这种情况导致了社会贫富差距急剧拉大，农民的生活日益困苦，社会矛盾逐渐尖锐起来。
其次，唐朝的军事制度在后期也出现了问题。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府兵平时务农，战时出征，自备武器和粮食，这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同时也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府兵制逐渐瓦解。一方面，由于长期的战争使得府兵们服役时间过长，生活困苦，许多人纷纷逃避兵役；另一方面，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府兵们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无法再承担自备武器和粮食的负担。于是，唐玄宗时期开始实行募兵制，由国家招募士兵并提供军饷和装备。募兵制虽然解决了府兵制下兵源不足的问题，但也带来了新的隐患。地方将领开始长期掌握军队，士兵们只知有将领而不知有朝廷，军队的忠诚度逐渐从朝廷转向了将领，这就为日后的叛乱埋下了伏笔。
再者，唐朝后期的政治也逐渐走向腐败。唐玄宗在统治后期，逐渐沉溺于享乐之中，怠于政事。他宠爱杨贵妃，为了讨杨贵妃欢心，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杨贵妃的家族更是权势滔天，杨国忠凭借杨贵妃的关系一路攀升，最终成为宰相。杨国忠为人专横跋扈，结党营私，与朝中许多大臣矛盾重重。他在处理政务时，往往不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巩固自己的权势。这种政治上的腐败现象使得朝廷内部人心惶惶，政令不通，严重影响了唐朝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公信力。
二、安禄山与史思明的崛起
在唐朝社会矛盾逐渐激化、政治腐败滋生的背景下，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个野心勃勃的人物逐渐崛起。
安禄山是营州（今辽宁朝阳）人，他的出身颇为复杂，是胡人与突厥人的混血儿。安禄山自幼生活在边境地区，精通多种语言，这使得他在边境贸易和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如鱼得水。安禄山为人狡黠，善于迎合他人。他最初凭借着自己的武艺和聪明才智在军队中崭露头角，后来通过贿赂各级官员，不断得到晋升。
安禄山深知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于是他便极力讨好杨贵妃。他认杨贵妃为干妈，每次进宫拜见唐玄宗和杨贵妃时，总是表现得极为恭敬和谄媚。安禄山体型肥胖，但却能在唐玄宗面前表演胡旋舞，其旋转如飞的舞姿常常引得唐玄宗和杨贵妃哈哈大笑，深得唐玄宗的欢心。在唐玄宗的赏识下，安禄山的官职一路飙升，很快就成为了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大权在握之人。
节度使是唐朝在边境地区设立的军事长官，负责管理当地的军事、民政和财政等事务。安禄山所管辖的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地域辽阔，兵力雄厚，拥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安禄山在掌握大权后，并没有满足于现有的地位，他心中早已萌生了更大的野心。他一方面继续讨好唐玄宗和杨贵妃，以获取更多的信任；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辖区内大力扩充军队，囤积粮草，打造兵器，为叛乱做着精心的准备。
史思明也是胡人，他与安禄山是同乡，两人自幼相识，关系密切。史思明同样有着不凡的军事才能，在安禄山的提拔下，他也在军队中担任要职。史思明为人凶狠残暴，但在军事指挥上却颇有一套。他和安禄山一样，对唐朝的天下也有着觊觎之心，在安禄山准备叛乱的过程中，史思明积极参与其中，成为了安禄山叛乱的得力助手。
三、安史之乱的爆发
公元755年11月9日，安禄山以“忧国之危”、讨伐杨国忠为名，在范阳（今北京西南）起兵叛乱。他率领着麾下的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洛阳和长安进发。安禄山的军队一路势如破竹，由于唐朝长期以来的和平环境，内地的军队战斗力相对较弱，而且很多地方的防御设施也疏于修缮。所以，安禄山的叛军很快就攻破了河北的诸多郡县，当地的官员和百姓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纷纷逃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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