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父袁逢本来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已经过继给逝世兄长的第二个儿子，只是碍于拉不下脸，平日里也多有照顾。
这种过继出去的子嗣在大族中很常见，只要经过族中审理，长辈们的支持下，过继出去的子嗣照样拥有继父的完整权利，同样也就使得袁绍成为了袁成一脉的嫡长子。
袁成虽早逝，官位也只是定格在左中郎将，但若是放在外面，一个左中郎将足矣引得无数人争相追捧，刘备拼死厮杀，千辛万苦历经生死磨难方才获得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县丞，甚至于还要受制于当地郡守派遣下的督邮手中。
这样看来，左中郎将的官职瞬间就变得高大上了起来，佚比两千石的俸禄更是只比一郡太守少了些许。
而袁绍自然也就拥有了父亲袁成的政治资源，加上少时便已开始注重修养自身操守品性，以至于生父渐渐的开始有些后悔将袁绍过继出去了。
当然也只是单纯的想想罢了，在世家大族中，子嗣传承向来都是被当做最顶级的规格来对待，更别提传承孟氏易的汝南袁氏，高高在上的姿态更不可能让他们做出让外人耻笑，族人谴责的行为。
张辅虽不清楚袁绍的过去，但他对于汝南袁氏的名声，自然是知晓许多，更别提当朝达官显贵许多都是袁氏门生故吏。
经袁绍的一阵提点，如醍醐灌顶，文学素养虽未登堂入室，但也算是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时间，他竟不知道该怎么报答袁绍的赠经之恩。
至于随后而来的天降大礼，他更是不知道该如何回报了。
袁绍直接送给他一个新手官场大礼包。
他本想通过杂途的方式，再招其入县衙谋得一官半职，奈何濮阳县人口仅有万户，虽说相较其他郡县而言，已然算是人口大县，但距离汉朝察举制的制度而言，仍是天差地别。
汉朝主要有三种选拔官员的手段制度。
察举。
征辟。
以及杂途。
袁绍写了封信，寄回了家。
很快，老家来信了。
信的内容很简单。
大致意思便是你老子今年的举孝廉机会已经出让了，给了隔壁刺史家的七大姑八大姨的二舅外甥，现在暂时没机会帮你完成这个任务了。
不过，你可以拿着我给你写的另一封信，送到兖州刺史的府邸，这一任兖州刺史曾经在我袁氏门下学过经学，就连如今能够成为一方刺史，我袁家也是出了不少力。
现在，是到了他们这些门生故吏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袁绍看完，信中老爷子虽然没有明说，但那话里话外透漏出的倨傲溢于言表。
毕竟。
四世三公的袁氏，闻名海内外，哪怕是一些久居深山的隐士大儒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如今距离掀起第一场破坏汉室根基的黄巾起义虽然还有十余年的时间，但经过桓帝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大汉王朝如风雨漂泊的无根浮萍，摇摇欲坠。
在这场大肆打击士大夫，名士的状况下，汝南袁氏高坐梁上，任凭眼前的动乱横扫着朝堂格局。
党锢之祸使得士大夫们的地位直线下降，宦官专权的现象愈发严重。
虽然这场政治上的战争由宦官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民间风评却是一边倒的形式。
前有李膺慷慨入狱，后有将门之后皇甫规以未曾入党人名单为耻，上书桓帝请求连坐。
民间更是多有流传桓帝昏庸无能，宦官专权，如此种种消息传遍大江南北。
在这种情形下，处身世外的各郡大族便成了那些惶恐的宦官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其中，尤以此时的世间第一大族，四世三公的袁氏首当其冲。
于是，在一系列的背后运作下，袁氏的地位水涨船高，本就是顶级豪族的袁氏此时达到巅峰。
年满二十的袁绍刚入冠礼，表了字，便被朝廷以举孝廉的形式匆匆忙忙的走马上任，先是入朝为郎官，后升任濮阳县长。
而同样都是在刚起步阶段，刘备却只是经历了诸多困境方才从一介白身获得一官半职。
三年有余，濮阳县在袁绍的一系列治理下，已然焕然一新，与上一任县令的腐败高压政策下，袁绍的形象在这些平头百姓的心中俨然成了一位好官。
更别提这三年来，袁绍从自家本宗内源源不断的调来的钱财物质，就连府衙上上下下的薪水都是经由袁绍手亲自下发。
如今听闻这位大财主兼大清官竟有要离去的意思，县丞张辅自是不愿意这位衣食父母的离开，更别提自己的这身官服都是对方所带来的，如果每天没有袁绍的到来，自己还不知道在哪个角落正在捡垃圾度日呢。
并且这三年来，大大小小的事务县长大人都亲力亲为，连带着县衙上下各级官员，衙役都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办起事来效率直线飙升。
真不知道这位明镜高悬的县长大人如果离去会变成什么样的，又或者是下一位赴任的县长大人会不会一如这位别具一格，截然不同的袁氏子弟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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